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纪念《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20周年笔谈（1）论文 10页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纪念《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20周年笔谈（1）论文..在中国经济史学史中，1986年因发生对学科发展至关重要的两件大事而占有特殊的地位，值得大书一笔。第一件是全国性经济史专业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的问世。第二件是全国性经济史专业组织“中国经济史学会”的成立。后者使经济史学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家”，使经济史学的学术活动有了组织者。前者为国内外经济史学同行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这样，同行学者既可以每个季度都读到两个专业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和厦门大学创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上的新成果，又可以每年都聚会一、二次，当面切磋学问，交流心得..，讨论学科发展中的问题。经济史学研究的局面由此来了一个大变化。在1986年前后，同行中议论“经济史学危机”的甚多，像我这种说兴盛的人很少。①现在，说经济史学科在发展、在繁荣的人成了多数。我对情况的这种转变感到由衷高兴。在这个转变中，《中国经济史研究》功莫大焉!祝贺《中国经济史研究》20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感谢编辑们为学科繁荣做出的贡献。希望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爱者，我对她有两点新的希望。第一，在提高断“代”论文质量的同时，适当增加破除“代”时限的文章。经济史学上有两个“代”：(一)古代、近代、现代等等的“代”；(二)秦朝、汉朝等等朝代的“代”。因为近代已经突破了清朝和中华民国的界限，所以朝代基本上都在古代范畴之内。在时限上，古代、近代、现代之“代”属第一层次，朝代之“代”是第二层次。下面所说的破“代”，指的是破除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界限。这自然也包括了破除朝代的界限在内。《中国经济史研究》发表的文章，覆盖了中外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方方面面，因而繁华似锦。其中，中国经济史的论文，或属于中国古代经济史，或属于中国近代经济史，或属于中国现代经济史，因而形成鸿沟鲜明的三大块。在叙述这三大块情况出现的原因时，首先要强调指出它的历史作用。在1986年之前，国内绝大多数学术期刊不登中国现代经济史(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史)文章，更没有一家带“史”字的学术期刊刊载这种文章。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史研究》从创刊之时起，便决定不仅登载这类文章，而且将它与古代、近代并列，成为“中国经济史三大块” 之一。这种具有创新性与前瞻性的措施，对研究现代经济史起了倡导作用。中国现代经济史在1986年迅速发展，与此密切相关。其次，《中国经济史研究》上论述中国经济史的文章或为古代、或为近代、或为现代的这种状况，与中国经济史工作者研究领域分工或为古代、或为近代、或为现代的状况相适应，与中国经济史学会设置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现经济史三个专业委员会的状况相适应，与社会科学院设置中国古代经济史室(组)、中国近代经济史室(组)、中国现代经济史室(组)的状况相适应，与高等学校中国经济史课程的设置分为中国古代经济史课、中国近代经济史课、中国现代经济史课(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的状况相适应。与其说与这些状况相适应，不如说是这些状况的反映或结果更为确切。＿＿＿＿＿＿＿＿＿＿＿＿＿＿＿＿＿＿＿＿①1989年，我在一篇文章中列出10个方面的事实，证明1979年以后“近10年是中国经济史学科自产生以来未曾有过的兴盛阶段”。见拙撰《发扬面向现实、反思历史的优良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其所以出现上述这种分工与设置状况，究其根底，在于中国古代的经济、中国近代的经济与中国现代的经济，因各有其自身的时代特征而相区别。因此，这种分为三大块(或三大段)的状况有其客观依据，具有合理性。今后的中国经济史论文，分为古代、近代、现代的仍将占大多数，这是必然的。其质量将逐步提高，也是必然的。从《中国经济史研究》已发表的论文来看，相对古代、近代、现代各自成段、严格遵守各自时段界限文章的繁荣而言，打通古代与近代时限界线的文章，打通近代与现代时限界线的文章，打通古代、近代与现代时限界线通论中国经济史的文章(简称“破代”)，少了一点。这种状况有待改进。因为这不利于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史中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部分的断代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为将它们串通起来准备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打破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界限，成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经济史。“破代”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到当前阶段的新要求。“破代”有许多好处。不“破代”会带来不少弊病。历史本来就是通的，经济是延续的，前后相承，其间本无“代”。经济史学上的古代、近代和现代，是学者们划分出来的。这种划分虽有某些客观事实作依据，但终究属于主观范畴。因而是相对的，具体年代是可变动的。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 的划分而言，在高等学校里，经济学系大都以1949年为界(之前为近代，之后为现代)，历史系大都以1919年为界(之前为近代，之后为现代)。1919—1949年这30年，在经济学系属中国近代经济史，在历史系属中国现代经济史。这是“代”的时限并非不可移，不可破的例证之一。经济发展的规律与历史走向，不因这种划分的改变而改变。许多经济现象、经济事件与经济运动是长期延续的，或贯通于古代和近代，或贯通于近代和现代，或贯通于古代、近代和现代。研究这些经济运动，要求打破人们设定的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界限，使之“通”，才能获得对它们全过程的整体认识，才能认识其本质。如地主经济发生在古代，延续于近代，消灭于现代。欲认识其全过程，必打破古代、近代与现代的时限。又如资本主义经济萌生于古代，发展于近代，消灭于现代。故研究中国地主经济发展全过程者，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全过程者，必打破古代、近代、现代之代界。在中国经济史上，这类情况(诸如商品经济、市场、货币……)举不胜举。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破除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界限，才有真正的中国经济史学，从学科发展的目标来说，我们追求的是将古代、近代、现代融通为一体的中国经济史。经济史学要求通，没有通，便没有中国经济史。如果研究对象贯通几“代”，而研究者却将它限于一个“代” ，那会看不到对象的整体与全过程，看不到它在整体与全过程中的方位，看不到对象演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不知其头尾，便容易陷入“瞎子摸象”的境地。以中国生产要素的形成为例。它是从中国大地上有人类之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今日。若以古代为界，很可能将其形成时期止于1840年或此之前的某年或某个时期。若以近代为界，很可能认为它的形成时期始于1840年，止于1840年之后的某一年或某个时期。若以现代为界，很可能认为它的形成时期始于1949年，止于1949之后的某一年或某个时期。这类认识都与历史事实不符。以生产要素中的耕地而言，它从大约7000年前中国有农耕之时开始，逐步增加与改良，到1949年才有20多亿亩耕地。以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而言，中国的劳动力，无论是其数量，体质，生产经验，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意识，都是始于神州大地有人之日，而至今不止。其他如社会财富、资金、科技等等的发展，都不是以古代、近代、现代的“代”界(1840年、1919年、1949年等等)为界的。再以中国经济现代化为例。它是一个始于19世纪中叶，至今仍在延续的历史过程。一些将它限于“近代”时限内的学者，以1949年为其终点，并将这个过程称之为“经济近代化”，以区别于“经济现代化”。另一些学者，将它限于“现代” 时限之内，认为它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并称之为“经济现代化”，以区别于“经济近代化”。这类做法有“腰斩”经济现代化过程之嫌。还有一种现象颇有趣：凡是研究领域破古代与近代之界者，大都看到1840年之前中国经济中已有现代化的因素和向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从而认定中国经济现代化有内因，有内在动力，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因而，中国经济现代化在总体上“嫁接型”，在个别领域是“移植型”。凡是只研究近代而不涉足于古代的，大都认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是“移植型”，因而是“冲击一反应”论的支持者。由此可见，“破代”或不“破代”，对研究者认识历史事物影响甚大。有一些经济现象，不是连续性的，却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对这类经济现象，只有破除“代”的界限，才能认清其本质。这里以着佃征粮为例。一些将研究领域限于近代的学者，看到太平天国境内有着佃交粮之事，便从佃户因此成了粮户，粮户就是土地所有者，推断太平天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破代”的学者则发现清代初年有着佃交粮之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有着佃交粮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之前，也用过着佃交粮方法。仅仅从不同“代”(古代、近代、现代)与不同性质政权都实行过着佃征粮，便可以判断着佃交粮绝非什么耕者有其田政策。从不同“代” 的不同性质政权实行着佃交粮原因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共同之处在于：因为战乱，地主离家出走，政府无法向这些地主征收钱粮，便改由向耕种这些地主土地的佃户征收。一到社会秩序稳定，地主回归原地，便又恢复到由地主交粮。着佃交粮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征收田粮方法。打破“代”的界限，不仅有利于对不同时代中共存现象进行对比，以认识不同时代中这些事物的特征与本质，更有利于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发现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与特点，抽象出中国经济特有的理论，发挥中国经济史学的功能。经济规律和特点寓于经济演变长时段过程中，没有对长时段经济过程的研究，没有中国经济通史，便发现不了中国经济演变的规律和特点。不发现中国经济演变的规律与特点，便不可能有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理论。而经济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它所发现的规律、特点与理论。据此，建议《中国经济史研究》在继续发表断“代”的、短时段的、专题研究论文的同时，加强“破代”研究成果的组稿工作，为之倡导。如此，她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境地。第二，进一步加重理论色彩。说到经济史理论问题，我想就便提出第二个希望：进一步加重理论色彩。在带“史” 字的学术期刊中，理论色彩浓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特色之一。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进一步加重?原因在于犹有待加重的方面。我希望读到更多的下述两个方面的文章。一是中国经济史通论方面的理论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已经发表了不少以古代、近代、现代为时限的理论文章。古代的，如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特征的文章，关于中国传统经济的文章，关于商品经济的文章，等等；近代的，如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文章，等等；现代的，如中国工业化路径的文章，等等。这类文章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的比重不小，大多数见解独到。它们都受到“代”的限制，带有“代”的特征。以武力研究员的近作《中国工业化路径转换的历史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为例，它是一篇很精彩的理论文章，分析对象的时限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50年左右的历史，而“中国工业化”始于19世纪中叶，至今经历过的路径有一个半世纪之久。很显然，该文受到“现代”时限的限制。若能打破“近代”与“现代”的界限，从19世纪中叶工业化起点论到今日，其对象为“中国工业化”全过程，文章的学术价值将更高，现实意义将更大。现在需要加强的，就是这种从经济事物全过程抽象出来的理论。这种全过程，可能是某一“代”内的事，更多的是“破代”或“跨代”的。从打通“代”的时限这个意义上说，这类文章也可以称为“通论”。① 二是经济史学概论方面的理论文章。这个方面的文章有一些，如吴承明先生关于经济史学分析方法的文章，使我受益匪浅。但经济史学概论中的其他问题，诸如经济史学的对象(什么是经济史学，经济史学研究什么，等等)，经济史学的构成(它的分支与分类)，经济史学的学科性质，经济史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经济史学的理论，经济史学的任务与功能，经济史学研究工作程序，经济史学的分析方法与叙述方法，经济史学的历史、经验教训与发展趋势，经济史学中的学派，经济史学研究者的素养，如此等等，都是事关经济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我希望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读到更多的有关这些问题的论文，以增长专业知识与研究能力。＿＿＿＿＿＿＿＿＿＿＿＿＿＿＿＿＿＿①官与我在谈论经济史学分支与分类中“经济史学通论”的“通论”，内含有所同又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