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史中童谣的文化意义 8页

前四史中童谣的文化意义　　内容摘要：《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三国志》中有一定数量的童谣。童谣本该属于儿童群体，但其易记易唱，节奏明快，又可以随游戏而歌，所以其传播速度快捷而范围又很广，所以童谣成了舆论制造的最佳媒介，成为了历代统治者的一种工具。汉代谶纬之风盛行，所以本该纯而又纯，真而又真的童谣便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政治色彩，一股谶纬之气。　　关键词：前四史童谣政治诗谶文化意义　　有学者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四种在我国史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史书合称为“四史”或“前四史”。《史记》成书于西汉，《汉书》成书于东汉，《后汉书》则写于南北朝，刘晔未写成而下狱死，后人将其作与司马彪的《续汉书》的三十卷志合编而成，而陈寿的《三国志》成书大约早于《后汉书》一百多年，不过《三国志》过于简略，还偶有疏漏，故晋代的裴松之为之做注，增广异文，于元嘉六年而成。四部著作的历史价值毋庸置疑，就是关注其文学价值也很值得称道。《史记》的悲剧之情，叙事的条理整饬，人物形象性格的鲜明，《汉书》叙事的“不激诡，不抑抗，瞻而不秽，详而有体”（刘晔），刘晔的《后汉书》则是“以意为文，以文传意”，将人物写“活”于历史事件中，《三国志》则以简洁的文笔刻画了生动的形象，加之裴松之所做注不仅补全了资料，使作品更添趣味性，增强了可读性，延展了审美张力。所以，就是将其中的童谣搜检一番，进行文学的归位，也未尝不是一件大有裨益之事。 　　舆论总是先行于政权，并伴随着政权建设的需要而发展。所以每当政权的攫取者欲取得政权时都会先造舆论，而舆论的制造者总是利用现有的条件，选择便捷的媒介而展开，以追求最大化的效果。汉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就决定了其舆论制造的条件，所以童谣无疑便成为了最佳的选择。一是其主体无辨别能力，二是传播主体的天真可爱，三是不拘囿于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四是童谣活泼明快，且与游戏掺杂，五是只要有家庭一般都有儿童，且儿童的活动方式、范围都要自由一些。于是音韵和谐，便于记诵和歌唱，不受条件限制，且适于口耳朵相传的童谣便成为了历代政治家、野心家制造舆论的工具，并往往达到了宣传效果的最大化。　　《国语?晋语》韦昭注曰“童，童子。徒歌曰语”，《康熙字典》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则童谣为儿童所诵唱的无乐之歌了。又杨慎《丹铅总录》卷二五有“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之语，则童谣应是抒发儿童情感的。由此看来，古人认为，童谣应为：儿童情感思想的载体而不用“人”教，是一种无乐之歌。但在汉代恐怕不是如此，汉代之前也不是如此，汉代以后亦是，《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载，“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则童谣的制作者往往是某些具有官方色彩的人群了，而“稚子”在仅仅为有特定含义的童谣的传播者了。于是单纯的儿童便无意间成为了某种思想，某种舆论的传播工具，而且由于其特点和童谣的特质使得童谣借其口而得以迅捷的传播，一直传到很远。本该纯而又纯，真而又真，富有童真、童趣的，而且伴游戏而歌的童谣便附着了某些政治的或者道德的色彩，呈现出浓郁的政治、道德倾向，体现出了浓郁的文化色彩。 　　现代汉语词义往往需要从概念意义和附加色彩来认识，附加色彩“也叫附加意义，指的是附属在概念意义上的，主要同交际环境和交际者有关的意义。主要包括感情色彩、语体色彩、理据等”[1]。其中，理据色彩“是附着在词的概念意义之上的一种联想意义”[2]，它包括形象色彩与文化色彩，或文化意义。而话语总是要传递信息的，信息也有理性信息和潜在信息等，语言编码的解读需要“联想”来实现，“潜在信息的形成使话语具有含蓄之美，而且简洁，且往往带来美学信息。”[3]所以中国古代的童谣便往往具有了潜在信息，含弦外之音，富有文化意义了。前四史中的童谣便是如此。　　一.预示政权更迭，具有政治诗谶的性质。此种类型是最多的，它凸显了前四史产生的文化土壤。《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载，“宣王之时童女谣曰：‘娣弧萁服，实亡周国’”，称当时有一对夫妻在京城卖器物，宣王听了这首童谣后嗅到了不详之兆，于是就叫人诛杀他们，他们逃跑时见路上有啼哭的孩子而救之，后来他们携子逃到褒地，将其养大，便是后来周幽王宠爱有加终至灭国的红颜“褒姒”。《汉书卷二十一下?律历第一下》又有“童谣云：‘丙子之辰，龙尾伏辰，?服振振，取虢之旄，鹑之贲贲，天策焯焯，火中成军，虢公其奔”据说该童谣预言了虢国国君虢公将离国逃走，后来，虢国果然被灭。《后汉书卷十三?隗?坦?孙述列传第三?公孙述传》又提到一首“蜀中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黄”代王莽，“白”代公孙述，“五铢钱”则是汉代的钱币，所以童谣预言，王莽再怎么骄横，公孙述再怎么霸道，天下还当归刘氏（汉）。又，《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中有“更始时，南阳有童谣曰：‘ 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后来更始帝果然为赤眉所杀，而世祖也自河北兴。所以，四史中大量的童谣都具有谶纬功能，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　　二.揭示统治者内部的相互倾轧，折射政治斗争的残酷。《汉书卷九十七?外戚外传第六十七》载，“先有童谣：‘燕燕，尾燕燕，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王孙。皇孙死，燕啄矢”记叙的是汉哀帝崩，而其皇后亦被迫自杀的史实。而出自改卷的，“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得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龙胡”也相类。统治者内部的激烈、尖锐矛盾往往还波及亲人之间，哪怕是父母兄弟，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有童谣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便描写了孝文十二年间的事情，说文帝之弟刘长谋反事败，被发配到蜀郡，途中绝食而死，当然该首童谣更多的是凸显了百姓对刘长的同情，彰显了对亲情的渴望。　　三.反映现实的丑陋、污浊的。如《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的“顺帝之末，天下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如实反映社会现实的污浊。　　四.揭露统治者贪婪的，如《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桓帝之初，京都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粱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城上乌，尾毕逋”言统治者好利独食，不与天下共。“公为吏，子为徒”则指的是蛮夷将叛乱。“一徒死，百乘车”描写的是一人前往平叛而死，后又以百乘继之，反映平叛不易。“车班班，入河间”言皇上将崩，而要到河间迎灵帝，具有预语性质。“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 则描述灵帝继位，其母永乐太后好聚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指永乐太后聚金还不足，还常使人舂黄粱而食。“粱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则云永乐叫灵帝卖官受钱，天下忠笃之士皆怨恨。此类童谣则折射了史书的不避贵贱的“实录”精神。　　五.诅咒无知的统治者。有的统治者貌似体恤百姓，实则不懂稼穑。《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第五十四》中，“王莽时常粘旱，郡中怨方进，童谣曰：‘坏阪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阪当复，谁云者？两黄鹄”。云汝南旧有鸿隙大阪郡以为饶，汉成帝时，关东数次遇到水患，大阪之水泛滥成灾，百姓多为其害。方进为相时，与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视，以为决去大阪之水，其地肥美可耕，又省堤防费而无水患，遂奏之朝廷令翟子威掘之，后无阪水而旱，百姓遂在翟氏被灭后诅咒翟氏，表达了百姓对不识民生者的痛恨。　　六.描写统治者的狼狈，《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载，“灵帝之末，京都童谣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指中平六年，史侯登蹑至尊，献帝未有爵号，为中常侍段??等十人所胁迫，公卿百官皆随其后，到河上，乃得还。看来，末世的皇帝其实也很可怜、很可悲！则该首又有预言之味，又具文学色彩。　　七.预言残暴统治者的必然灭亡。如《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中“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是汉献帝元年初流行于长安的童谣，是诅咒造成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局面的董卓不得好死的。“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指董卓，“何青青”指初时繁茂，后终将灭亡。此谣后来又在《三国志卷六?魏书六》中出现。 　　八.预言事情，暗含对善于治理天下者感情的，如《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云“建安初，荆州童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云自中兴以来，荆州无破乱，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一直持续了八九年，“始欲衰”者云刘表妻当死，诸将并零落也。“十三年无孑遗者”指又十三年后刘表当死，百姓当转移到冀州。所以该童谣本描写刘表事，但暗含了对刘表的肯定。　　汉语词语往往会附着某种概念意义以外的其他文化意义，蕴含着一些潜在信息。根据前文的阐述可知，中国古代的童谣总是浸濡了每个时代的文化土壤，因为汉代盛行谶纬之风，于是本该单纯的童谣便与神秘、庞杂的谶纬混杂在一起，呈现出较为强烈的政治性，并在统治者的倡导下，传播得那么久远，且被前四史这样重要的历史文籍所收录。前文说过，对童谣的偏爱自不从汉代始，也不终结于汉代，但是汉代统治者对其重视的程度无以复加。汉高祖刘邦曾“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大风歌》（《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又“高祖过沛，诗歌《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实际上，汉朝统治者喜欢集中儿童而教之、歌之的，恐怕不仅仅是一个高祖而已。《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称“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使童男童女七十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二》载“（汉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后汉书?方术传上?许杨》中也载曰“明府今兴立废业，富国安民，童谣之言，将有徵於此”。后来的若干朝代若干皇帝也偏好童谣，并以童谣来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 　　所以，中国古代统治者偏好童谣，究其原因，还是童谣的特点使然，是政治的特性使然。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用以制造政治舆论的媒介中还没有哪一种能够达到童谣那样的宣传张力的。于是，配合游戏而歌，不要复杂的乐谱，只要简洁而鲜明的节奏，不要冠冕堂皇的舞台，只要有一块稍微平坦的地方，不需要人教，只要有灵活的思维，伶俐的口齿就更行更远的儿童喜欢的童谣，便成了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所爱。于是童谣便在“专为帝王立传”的前四史中也争得了一席之地。综观中国古代童谣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总是乱世多，盛世少;每个王朝衰败将亡时多，政治黑暗时多，战争频繁时多。因为乱世和末世，各种政治力量都要努力表现自己，为自己制造舆论，从而制造一些“天意”“民意”的意味，而其漂亮的外衣无疑最好的就是童谣了。所以政治斗争成了童谣产生的肥沃土壤。因为，将要上台的统治者要利用童谣为自己制造舆论，上了台的要将其作为自己“顺乎民心，合乎天意”的佐证予以保留乐于保留，就是那些诅咒已被推翻的统治者的童谣，也往往被“容忍”的姿态给留下，而行将灭亡的统治者也无暇顾及咒骂自己的童谣。于是，童谣便在中国古代各种封建力量的缝隙中绿绿缕缕的滋生，并被保留下来。　　参考文献　　[1]骆小所.现代汉语引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409.　　[2]骆小所.现代汉语引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410.　　[3]王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作者介绍：李胜，云南楚雄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