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万章下对义的涵蕴作更进一步的阐明夫 2页

《孟子：万章下》对义的涵蕴作更进一步的阐明：“夫义、路也，礼、门也，唯君子能由是路出人其门也”。礼是指一国的典章制度，义是实施这些典章制度应循的途径。春秋战国之际礼坏乐崩，对此孟柯提出恢复仁政的主张，中心是正经界，行井田制。他想象只要“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野矣”。助是一种田赋制度，即农民为领主耕种一部分土地以充田赋，这种无偿劳动就称为助。当时各诸侯国家在变法中陆续以税代助，孟柯认为税加重农民负担，还不如恢复旧的助制为好，循此途径达到对百姓施仁政的目标就为义。按照田仲的观点，无论税也好，助也好，都是对农民的掠取，也是不义之禄的来源，这分明是从农民的立场来立论。而孟柯则从施仁政出发，要求适当减轻农民的负担，以巩固封建社会的秩序，这分明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立论。儒家另一派的代表人物荀卿，也对田仲的思想作了评论。荀卿曾游学齐国，为樱下学宫的著名人物，所以，对田仲的言行也甚为熟悉。《荀子：非十二子》是一篇充满着战斗性的文章，这篇文章站在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对当时盛行的所谓邪说一一进行批判。批判田仲是：“忍情性，纂利，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鱼酉也”。忍情性是说他行为乖，背离常俗，以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然而却根本不符合人之常情，也不足以明君臣上下的秩序。但既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还使人相信，就必然有一套理论来论证其所为。在《荀子：不苟》便说到了一些：“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性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腌（暗）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日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鱼酉不如盗也”。这篇的中心内容是明君子与小人之分，富巨贵当然是君子所善，也是土之所趋，贫且贱显然是指小人。从君子看来，尊富贵而耻贫贱，应是一般常俗，田仲却偏偏对富贵者一概加以傲视，而接近的却是普通的贫贱者，他就不是一般避世而独善其身的人。他不仅为贫贱者代言，而且更身为表率，这岂不是要将封建社会的秩序颠倒过来。如果按照田仲的说法，富贵者是靠不义之禄而生活，所以应一律加以傲视；接近贫贱者是因为贫贱的劳动者才真正是按义的原则生活。义是在贫贱者中，而不是在富贵者中。进行这种煽动，岂不是想动摇整个封建社会的秩序吗。荀卿认为那就是盗名于世，资货犹可，盗名却要推翻封建社会的基础，实在是大险恶了。《荀子：非十二子》中有一段文字论古文处士与今之处士：“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土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为险秽，而疆高言谨患者也，以不俗为俗，离众而践普者也”。所谓今之处士，明明是指包括田仲在内的一些人而言的，尤其是最后两句话，就是从前段批判田仲的文字中移过来的。荀卿为什么要将今之处士与古之处士作对比，而褒扬古之处士，痛低今之处土呢？那是因为古之处士如伯夷、叔齐，殷亡后耻食周粟遂隐居于首阳山，他们虽对周政权抱不合作的态度，但也不致于到危害新政权的地步。又如《论语：微子》提到的楚狂接舆以及长沮、莱溺之流，由于政治原因或其他原因而避世隐居，他们即使对现政权不满，但也只限于发几句牢骚，或偶尔说些讽刺的话，因为他们都能静而知天命，所以也不致于用其言行去阻碍新制度的建立。但今之处士则不然，他们拒绝参加新政权并为其效力，却大谈义与非义，耍嘴巴子，这就是“无能而云能”；攻击食禄是掠取他人劳动果实是为不义，而不知封建社会的治世之道，这就是“无知而云知”。这类言行都直接危害新政权的统治，所以，荀卿特别痛恨这批今之处士，也就不难理解了。后来的法家态度则更为明朗，《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写道：“齐有居士田仲者，宋人衅乒见之日：岑任闻先生之义，不持人而食，令秘有树靓之道，坚如石，厚而无窍，献之。仲日：夫瓢所贵者，谓其可以盛也，今厚而无窍，则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坚石，不可以剖而以斟，吾无以瓢为也。日：然，嗦将弃之。今田仲不持人而食，亦无益于人之国，亦坚瓢之类也”。这段文字是以瓢来做比喻，不必真有其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它提出了田仲不持人而食的思想，即不依赖于别人的劳动果实而生活，当然更不去食君的不义之禄。在法家看来，既不肯为君主效力, 就无益于人之国，犹如既不能盛物又不能斟水的葫芦，不如甘脆弃之。韩非对田仲的议论，很能代表当时统治者的一般观点。《战国策：齐策》有一段记载赵威后问齐国使者的文字：“鹅陵仲子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耶”。这段指手划脚公开干涉别国内政的话，表明田仲当时确实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公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