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及诺贝尔 10页

国人诺奖情结：拿不到忘不掉学者称中国人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近　　呼唤更多“经典论文”　　沪上学者表示：一步一个脚印，诺奖离我们不远　　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是华人高锟，让人欣喜不已。相比于往届的华人诺奖得主，高锟身上似乎“中国味”最浓。但他英籍华人的身份，又似乎让国人有点怅然若失。于是，一个老话题重被提及：中国人，离诺奖还有多远？　　何必怅然若失　　“我们何必怅然若失？”上海交大物理系曹庄琪教授说。高锟先生的成就以及他此次获奖，又一次证明了我们华人、中国人的实力，值得骄傲。去年和今年，连续两年，华人科学家问鼎诺奖桂冠，从中透着一个信号———中国人离诺奖越来越近了，“可能就是一层窗户纸的厚度”。　　事实上，我国有许多优秀科学家，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得诺奖的机会，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科学家比别人差。换个角度看，诺奖本身也有一定局限性，比如，它的覆盖面不完整。所以，看重诺奖是应该的，但不必为得不得奖、何时得奖过于焦虑。　　有学者指出，诺奖需要经过时间检验。高锟在1966年，发表了“利用极高纯度的玻璃作为媒介，传送光波，作为通讯之用”的基础理论；经过40多年的历史检验，经过实践、应用与社会贡献的多重验证，这项成果才摘得诺奖桂冠。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一度薄弱的经济、工业基础得以不断夯实，这些都为科研发展奠定了基础。不少科学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比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所以，国人对于摘取诺奖要有耐心和信心。　　“山里娃”变“城里孩子” 　　不少科研工作者认为，在国内搞科研，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科研环境，都越来越好了。曹庄琪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科研人员要申请到研究经费很困难，搞起研究来“捉襟见肘”。而现在，研究经费相对充足了不少。　　上海交大陈建平教授打个比方，以前国内的科研人员像山里的孩子，看到国外先进的研究设备和成果，就像“进了大都市”，受到冲击很大，需要较长的时间去了解和适应。现在，国内的科研条件和环境逐步改善，与国际接轨，所以，科研人员也成了“大城市的孩子”，眼界更开阔了，思维更活跃了，耳濡目染世界前沿的新理论新技术，能够站在巨人肩上远望。这些都是我国科研成果冲击世界一流的基础。　　摈弃浮躁和急功近利　　“摈弃浮躁和急功近利，一步一个脚印，中国人很有希望问鼎诺奖。”不少科研人员信心满满地表示，但同时也指出时下科技界的一些弊病。　　眼下，国内科研领域急功近利的表现之一，是过于看重量化考核，忽视质量，容易造成学术泡沫，比如，有的单位制订了发表一篇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奖励1万元之类的政策，有人通过一些投机取巧的办法，竟然一年发表了100多篇SCI论文。如果科研政策激励出这样的结果，那就会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了。　　一项统计显示，我国的科研论文数已居世界第五，但是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本报记者徐敏彭德倩（来源：解放日报）杨振宁预言我国10年内出诺贝尔奖得主如果您没有见过杨振宁教授、没有听过他演讲，请不要再一味将88岁的老人定义为大众意识上的“体衰”、“思维迟钝”。昨日，这位物理学家、首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电子科技大学演讲2个多小时呈现的状态，让大家震惊了：居然没有喝过一口水，没有长时间停顿过讲话，重复和口误仅仅一两处，不过立刻就修正了。在这场以“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为主题的演讲中，大学生们听得聚精会神，学校也使用电视直播，让三个校区的数万学生接受教授的学术洗礼。 杨振宁：“当直觉与书本知识冲突，是最好的学习机会，抓住它，你就可能走入新的境界。”相信直觉也许会有所收获7岁到15岁，杨振宁成长在清华园。初中时，他在学校的小图书馆里找到一本《神秘的宇宙》，一个钟头很快读完他认为简单的文字，对其中二十世纪初年的三大物理改革非常感兴趣，从此开始留意这方面的信息。这次阅读，就好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研究物理的视野门窗。1937年，战争让家人和杨振宁颠沛流离。杨振宁在高二就准备考试读大学，于是借了一本物理书籍在家里闭关学习。他一直不明白为何圆在旋转之时，加速度等于速度的平方除以半径，整整想了两天，最终搞懂了向量的重要性。“为何书中写着圆旋转力量会向着圆心？我的直觉说那是不对的！于是我反复思考，最终在直觉和书本的冲突中收获了学习的方法。”在演讲过程中，杨振宁每讲一个小段落就特意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不难推断他喜爱思考的好习惯从少年时代就已形成了。他说，其实4岁的小孩已经能根据汽车的速度判断出还有多久到自己的跟前，如果家长抓住孩子的直觉培养，也许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成绩。杨振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古训不够，还要学会渗透性地学习。”勇于表达即使是错误观点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与黄昆(半导体物理学家)和张守廉同住一室，他们除了常侃电影明星、政治事件、历史观点，更多的则是无休止地辩论物理问题。学校没有开水，他们就到茶馆叫上一杯茶，讨论一下午物理。因此，学校给他们起名“三剑客”。有一次对“群论”各自都有观点，一直争论到晚上回到寝室。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最后三人不约而同起床点起了蜡烛，从学者的典籍中斧正辨别各方的正误。“中国的学生喜欢在书中寻找答案，注重从理论推演现实，我出国后知道了，外国人喜欢先从现实去总结理论。”杨振宁先生出国后于1949年回国，他到复旦大学、深圳大学查看，发现书中全是关于“四大力学”的理论，学生的研究积极性被局限于其中。这些和以前的自己相似的中国大学生，他们专研于书籍，好思考别人的结论，却忽略了一些新现象的发现。在国外时，杨振宁建议中国学生去听学校的大讨论，学生不去，理由是听不懂。杨振宁说：“外国人即使不太有把握的观点都会说出来，而中国人只有自己有把握的才会表述或者去钻研，其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古训不够，还要学会渗透性地学习，敢于表达和创新。” 在芝加哥大学留学3年，杨振宁每天都浸淫在学校邀请的各种大师的校园讨论中，最后的同学中就有4位获得了诺贝尔奖。他认为在大讨论中表达和吸取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杨振宁：“年轻人不要害怕，如果你做学习研究遇到苦闷的话，是不是可以思考在总方针上做出修正。”确定目标就不要轻言放弃1945年，杨振宁作为清华大学最后一届留美公费生到了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他一直认为自己在实验物理上有所欠缺，于是订立了自己的论文目标，希望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弥补知识缺陷。不巧，他并没有选择到该领域的大师作为导师，最终跟随了后来也是名噪一时的泰勒。为了完成最后的论文，杨振宁研究各种观点，有四五个观点却都是钻研不到两个月无果便放弃了，最终订立的论文目标实验物理更是无法落笔。他询问泰勒，泰勒劝说他换用一篇他的研究成果，因那篇文章加长后足以达到毕业要求。杨振宁思索了很久，是不是应该更改目标呢？在深思熟虑后选择放弃让他如释重负，而他那篇小论文在经过丰富后，讲述了享誉全球的“临界指数”，后来在这方面的延伸研究则获得了诺贝尔奖。杨振宁归纳了几十年的研究，认为一个观点行不通、又可以研究其余观点，说“年轻人不要害怕，如果你做学习研究遇到苦闷的话，是不是可以思考在总方针上做出修正。”杨振宁：“20年内中国人将拿到诺贝尔奖，并不乐观，我认为10年就可以实现。”乐观估计中国10年拿诺奖很长时间，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做研究。那个研究所被誉为“象牙之塔”，里面只接受教授和博士生，研究顶尖的问题。他就是在那里获得了诺贝尔奖。爱因斯坦也在研究所。“我们年轻的教授大多对他的研究不太感兴趣，但是我们尊重他。他不会骑自行车，也不坐车，每天定时走路到研究所。”杨振宁说，有一次儿子想与爱因斯坦拍照，他便对准爱因斯坦到研究所的时间，带着儿子在路上制造相遇的机会。果不其然，爱因斯坦同意了与儿子拍照。而就在第二年，爱因斯坦就去世了。说起诺贝尔奖，杨振宁认为“20年内中国人将拿到这个奖项”的说法，并不乐观。“我认为10年就可以实现。”他对大学生们说，历史证明中国完全有这个实力，就好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几十年内把95%的文盲比例改写到只有5%一样，这已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贡献。 季羡林曾称最欣赏巴金中国人不要吹捧诺贝尔奖　　本报讯(记者鲁艳红)2009年7月11日，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病逝。时隔一年，其生前学术助手蔡德贵根据与季羡林生前对话录音整理的《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已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记者日前获阅此书，得知季羡林留下这些口述历史的原因：“过去我写过的自传，好多事情没有写，现在有必要更多地透露出一些。”全书包括2008年10月13日至2009年6月16日期间季羡林的74段口述实录，书中老人家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小结，生动地回忆了自己的家世、童年、求学经历、治学经过、学术研究、家庭生活、个人情感以及与友人交往的故事。　　记者从书中了解到，2002年，季羡林由于健康原因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由于他的身体状况尤其是视力日渐减弱，导致他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写作，因此，他也就开始酝酿以口述的形式来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而其间由于种种原因，此事直到2008年才得以开始。在他的提议下，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先生调来北京做他的学术助手，而工作的重心就是进行口述历史的录音和整理工作。而季羡林在口述之前定下一个原则——“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季羡林“不全说的真话”包括了关于遗产问题的真相。季羡林病逝后，关于他的遗产问题一直纷争不断，这其中孰是孰非，如果想从季羡林口述中寻找答案恐怕要失望了，整个“口述”过程中，季羡林从未谈到遗产分配问题。而对于迷雾重重的“字画门”，季羡林也只在口述中一带而过，回应了一句：“有那么严重吗？”并且从未点名。　　而谈到文坛一些大家时，季羡林则“指名道姓”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称自己最欣赏巴金，并始终认为巴金是个大作家：“从文章来讲，茅盾的文章很板、板滞，看不出什么才干来。巴金就不同，巴金的文章很有文采。所以后来我说，如果拿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惟一有资格的就是巴金。”同时，季羡林说，他曾多次劝中国的出版界和作家，不要吹捧诺贝尔奖，因为“诺贝尔奖这个东西啊，本身是代表资产阶级、代表资本主义的东西，它也不会给中国。它能让一个共产党的作家到瑞典科学院发表讲话？我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季羡林口述史》封面中国应得“诺贝尔安慰奖”2007年度的诺贝尔奖已经全部揭晓，获奖者大部分都是西方人，这个结果毫无悬念，却有一次引发了中国人的长吁短叹。只要看看近期中国大陆的媒体，就会发现类似“中国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的疑问几乎成了一个千篇一律的主题。 羡慕、反思、嫉妒、不屑……各种心理凝结在一起，形成了一股独特的群体性风潮，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心态反应在字里行间更是五花八门。诺贝尔及其评委会肯定不会想到，这个百余年来西方人并没有多少神秘感的奖项，如今却成了一个东方大国热捧的对象。早先，人们津津乐道于李政道、杨振宁为自己脸上增添了光彩，怎奈人家除了族裔和外貌特征外，其他与中国毫不相干。后来又有消息说中国的某某博士获得了“诺贝尔贡献奖”，一时间全国传媒蜂拥而动，争先恐后向民众报告这一重大喜讯，谁知诺贝尔奖评委会偏偏不给中国人面子，郑重发表声明，证实所谓的“贡献奖”根本不存在。原来那不过是当地旅游机构对一些国家组团当参观颁奖典礼的鼓励，说白了就是一张门票而已。尽管如此，中国人也没有感到尴尬，即使买票在台下当观众也可以将之解释为“重在参与”。外国人当然不会知道中国人思维逻辑中蕴含着多少深意，甚至连大部分中国人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如此巴望诺贝尔奖。事实上，一种大众文化现象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国民心理取向，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问题。与其说中国人追求诺贝尔奖所显示的，是一百多年来渴望达到的国际地位标高，不如说是种虚荣心的释放。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百年内除了袁隆平那颗杂交水稻的种子发芽后，再无任何创新之举，人们为之扼腕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社会文化有了长足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怎么会连个国际大奖都与中国绝缘呢？诺贝尔奖是世界最文明创造的象征，具有高科技和高文化含量，不过这并非惟一的获奖条件，其中的“和平奖”就是专门为人类生存状态做出突出贡献者设立的。如果说当年的戈尔巴乔夫、金大中等人获此殊荣掺杂了许多意识形态因素，那么本年度美国人戈尔的获奖则让中国人汗颜。谁也不曾料到，宣传环保也可以获得诺贝尔奖，早知如此，13亿中国人每人每天做一件环保的事情，就算因为有不能言表的因素而难以获奖，也可以像申办奥运那样举全国之力去冲刺了。 我知道，有这样想法的中国人不在少数，起码人们明白戈尔得到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并非尖端领域的课题。从环境污染的状况看，美国肯定甘拜中国的下风，也就注定了在中国致力于环保事业有比美国更广阔的空间。退一步说，就是为了促进全球环境的净化，也应该高度关注和鼓励重度污染区域的人们增强环保意识，不知是什么原因，获奖者偏偏是美国人，难道环保事业也与意识形态有关？中国人当然有理由不服气，论对诺贝尔奖关注的程度，中国每年都组团观摩颁奖仪式，不惜重金邀请每届获奖者到中国讲课视察，一旦哪位学者受到邀请旁听颁奖仪式，即刻就能成为全国新闻的焦点人物；论对诺贝尔奖的渴求心理和拥趸人数，中国绝对是全球之最，按中国人既定的说法，任何一个国际性的活动，如果缺少了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就变得没有了普遍意义。这个逻辑有理有据，严谨而丰满，就是把100年来所有获奖者拉到一块和中国人辩论，他们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怎么说，有诺贝尔奖的情结总是应该得到鼓励，至少说明今天的中国人十分在意外国人对自己的评价，渴望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智慧和成就。虽然表现的有点功利化，终究也是对诺贝尔奖的认同，总比爱迪生、保罗•萨特、耶利内克等人对诺贝尔奖嗤之以鼻更有积极的宣传意义。何况如今西方对诺贝尔奖不屑一顾的学术团体比比皆是，比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近期就用“同性恋炸弹”、“帮老鼠倒时差”等不严肃的发明把诺贝尔奖轻薄了一回。而面对中国数亿双巴望的眼神，诺贝尔奖评委会怎么也不应该无动于衷。 据挪威诺贝尔学院主任伦德斯塔德宣称，他们对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定工作完全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由此可见，戈尔的“和平奖”含有不少的“人道”成分，这也难说不是对美国败选总统的精神安慰。既然是这样，诺贝尔奖评委会就应该堂堂正正设立一个“诺贝尔安慰奖”，每年都把这个奖项颁发给那些渴望获奖又没有机会获奖的国家，并采用“申奥”的竞争手段，参评者必须用钱来说话。我相信，GDP居世界前列，并有5000年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国人肯定会全力以赴。这样做起码有两个好处，不但可以扩大了诺贝尔基金份额，而更重要的是可以消解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哀怨。本来嘛，“诺贝尔和平奖”的主旨就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一个奖可以让世界上十几亿人心安气顺而自我陶醉，何乐而不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坚持纯诗写作共发表163首实际上，托马斯至今一共才发表了163首诗。“但就是这区区163首诗，足以使特兰斯特勒默跻身当代欧洲超一流大诗人的行列。他的诗不仅短，写的速度还极慢。”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笛说，正是对文字精准的极端强调，特兰斯特勒默四到五年出一本诗集，每本诗集一般不超过二十首诗，平均一年写两到三首诗。“理解他的思想之后，大声地念，把他的音感音律弄透，然后再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吴笛和他的老师同学一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过托马斯的诗歌，他说为了在翻译中将特兰斯特勒默诗中隐喻的思想表达出来，他往往采用大声念的方式。《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全集》的中文译者李笠打了个比方，认为特兰斯特勒默的诗有点像中国的王维。“但他是一种对后工业社会的直观感受，王维写的‘鸟鸣山更幽’这种意境，在特兰斯特勒默的诗中也有，但他写的是‘直升机嗡嗡的声音让大地宁静’，这种力度是前者无法比拟的。”浙江诗人曾有幸参加过他的晚宴诗人潘维昨天说自己是最高兴的浙江人，因为托马斯这位诺奖的新科状元，曾经在瑞典的家里亲自下厨做饭给他吃。“2009年10月19日，特兰斯特勒默特意安排晚宴宴请我们。他的家位于斯德哥尔摩地势最高的山上，从窗口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另一边，波罗的海在山脚下蔚蓝，不时有轮船的汽笛经过。他住宅的面积不大，约80平方左右。我们进入书房时他支着拐杖站起来与我们握手，约1米8左右个子，他又支着拐杖站起，很缓慢地走到钢琴前，打开台灯，用左手弹了钢琴。”潘维说，虽然托马斯脑溢血瘫痪了一段时间，但头脑清晰。“晚宴很隆重，有6道菜，喝了很多红酒。”“他获奖是名至实归，这次，是真正诗歌的胜利。”在几十年前，吴笛就听闻托马斯将要获诺奖的消息。“相比较前几年的爆冷门，略萨和托马斯的获奖，让我们看到，文学又回归到强调经典的方向。”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将在12月10日获得奖金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6万美元）。 要买中文诗集，恐怕还得等等1985年，托马斯第一次访华，陪同他的北岛显得很兴奋：“那天托马斯很高兴，面色红润，阳光在他深深的皱纹中转动。他触摸那些（长城）城垛上某某到此一游的刻字，对人们如此强烈地要被记住的愿望感到惊讶。我请他转过头来，揿动快门。在那一瞬间，他双手交叉，笑了，风掀起他开始褪色的金发。”那次，托马斯还兴冲冲地爬上了长城。可惜，1990年的一次中风导致他右半身瘫痪，等到2001年再次访华的时候，他不仅拄上了拐杖，就是说话也含混不清了。“他满头白发，但是目光非常纯净，这和他是个纯粹的诗人有关，直至退休，一直是少管所和社会福利机构的一名心理学家，写诗几乎构成了他全部的生活。”季晟康到现在都非常清晰地记得，根据事先的安排，身体不便的托马斯只需要盖上他的图章就行，“可是他竟然用左手为每一个读者亲自签名。虽然签的名只是最简单的首字母‘T*T’，但他对读者的尊重让人感动。”那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全集》是国内唯一获得正式授权的托马斯诗集。季晟康是这本全集的责编之一，他说这本2001年出版的诗集很是畅销。“虽然当时只印了3000册，但很快就脱销，再加上版权只有5年，早已过期，现在，恐怕是很难找到了。”很难找到确是事实。“我一听到诺奖的消息，就赶紧盘货，发现托马斯诗集早几年前就已经没有库存。”晓风书屋的老板姜爱军说，“前些年，他的诗集确实是诗歌发烧友的最爱。”在新华书店和网店上，托马斯的诗集也几乎绝迹。“目前还未听说国内有哪家出版社会再次购买他诗集的版权，国内的读者要买到，恐怕还要等些时候。”评论家称文学奖得主作品神似中国古典诗歌晨报讯（记者解辰巽）2011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10月6日晚7时（斯德哥尔摩时间13时）揭晓，该奖由80岁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获得。记者采访了中国著名诗歌评论家唐晓渡，在他看来，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似乎有着几分联系。中国著名诗歌评论家唐晓渡介绍，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对于中国诗人来说还是很熟悉的，他对中国诗人的影响也是很深的。说起来，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和中国还有一点渊源，他的诗歌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是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名叫《北欧现代诗选》中，这本书中收录了他的9首诗歌。唐晓渡回忆，这本诗集一共收录了三四十位北欧诗人的诗歌，但他唯独对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诗印象深刻。 2001年在中国又出版了一本他个人的诗集《特兰斯特罗默诗选》，并于同年在北大召开了一次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歌研讨会。2004年6月的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国外奖项就颁给了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但是由于身体原因，这两次他都没有来到北京，由中国译者李笠出席。在新诗界国际诗歌奖的颁奖典礼上，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还准备了一份非常精彩的获奖感言。从他的诗歌来说，似乎还和中国古典诗歌有着一点联系，虽然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深入的研究，但是他的诗歌意象完整，扭转空灵，这和中国古典诗歌有着几分神似。唐晓渡还介绍，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歌篇幅短小，水平平均，“说不上来哪首诗歌特别出色，整体就像高原一样”，他的诗歌方法和诗歌意识，对当代很多诗人都有着很深的影响，他获得这个奖项算是实至名归。